流转的土地（图）
前不久，记者到随县新街镇凤凰寨村采访时，村支书王培树介绍了村里人口与农业生产的现状：全村3100人，其中50岁以上的1550人，占50%；20岁以下的740人，占24%。20岁至50岁壮年人810人，占26%，但这部分人中约760人在外打工，线人左右。在家种地的，主要是老年人。部分中青年农民外出务工后，无暇顾及种田，农田抛荒的现象又多起来了。凤凰寨村的状况，在眼下的农村很有代表性。
为什么农村的中青年人不愿意在家种地呢？因为农业的比较效益低。近年来，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，有力促进了粮食生产，粮食产量连创新高、农产品价格一路走高，农民种田利润有了一定增长。正常年景下，每亩田一年收入不会低于1000元。但是，一家农户一般只有几亩田，一年几千元的种田收入，还抵不上一人打工半年。农村，自然难以留住年轻农民外出的脚步。
从一个角度看，当前一家一户的“面条田”无法实现规模效益，许多农民感慨“种田一年不如打工一月”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，未尝不是我们呼唤多年的“减少农民，才能致富农民”的图景，未尝不是土地资源重新整合的有利条件。
破解“明天谁来种田”的问题，关键在于把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组织起来，实现社会化生产、规模化经营。发展适度规模经营，其基本途径是通过土地流转，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向专业大户、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农业公司集中，实现农业投入扩大化、经营规模化、生产集约化。近年来，我市各地农村不断涌现出来的“粮食生产专业合作社”、“种粮大户＋农户”等模式，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，提升了科技种粮的水平，值得提倡。
破解“明天谁来种田”问题，还应该建立依法、自愿、有偿的土地流转制度。当前，不少地方的土地流转面积已超过耕地总面积的20%，但是相当部分在亲朋好友间流转，没有签订必要的流转合同，没有确定流转时间，导致种植大户不敢改善基础设施，不愿加大农业投资，结果“规模田”变成了“应付田”。
破解“明天谁来种田”问题，还需提高现代农业的社会化服务水平。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是农村公共服务的有益补充。近年来，我市各地已初步建立起农技推广、农机耕作、植物保护、测土施肥、农村沼气等多种类型组织互为补充、竞相发展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。这个不断加强和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，可解决农民一家一户办不了、政府机构办不好的生产经营难题，可为“明天科学化现代化种田”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。
绿油油的秧苗已基本覆盖水田，村民冒着高温在稻场晒粮……6月10日，走进曾都区何店镇农村，“三夏”大忙还在继续。
“尽管今年小麦收成还可以，但除去购种子、买农药、化肥、请农机费用开支等，基本不赚钱！”正在稻场忙着凉晒小麦的乔麦河村村民王明亮说。
王明亮今年48岁，女儿已经出嫁，家中就他和妻子、儿子3个人。平时，他和儿子一直在外打工，家里4.5亩水田由老伴侍弄。农忙快到了，妻子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把他催回。
虽然回家帮妻子把农活快做完了，但王明亮没少埋怨妻子。“我回一趟家收了麦子、插了秧，但丢了一个月近3000元的工资，加上来回车费开销，真不划算！”王明亮直摇头地说道。
王明亮转而又欣喜地说：“通过村干部牵线，我已把责任田流转给别人种，马上就携妻子回深圳原厂复工，老板答应给妻子安排一个清洁工的活。”
但走近该村种粮大户孙德勇，却有另一番景象。
今年52岁的孙德勇和妻子张国凤早些年通过土地流转种了亲戚、邻居4家的田，共30余亩，两个孩子，儿子孙刚早年大学毕业在温州一家企业任中层干部，年薪10万余元，女儿去年大学毕业在重庆一家种子公司担任会计，收入也不菲。家里有旋耕机、插秧机、手扶拖拉机等农机具。夫妻二人采用半机械化模式，农忙时除请收割机外，宁可自己累点，一般不雇人，每年纯收入5万元左右。家里还种了3000袋香菇，喂了5头母猪10余头猪仔。
“我在家种田不比外出打工差！”孙德勇露出幸福笑容。{Npage}
“轻一点，这些秧苗一定不要摞在一起了！”6月6日一早，天还下着蒙蒙细雨，种粮大户肖保新就来到位于随县安居镇张家井湾村的育秧田边，嘱咐着运送秧苗的工人们。育秧田里，3个五六十岁的老妇人从田中搬起一盘盘秧苗到平板车上，由2名中年人运至各水稻基地……“现在规模大了，我们需要的人也多，在我承包的田里，每天都有30多个人在同时作业。”肖保新说。
在安居镇，肖保新通过租赁的方式，共流转了1672亩土地，根据土地的情况，他每年向农户支付550-700元不等的租金，土地租赁期限则根据农户意愿签订10-20年的合同。
土地流转，在上世纪90年代就在安居镇出现，但当时只是农户之间协商沟通、小规模的流转。进入21世纪，随着沿海等地城市的快速发展，粮食种植受天气影响较大、利润较低，越来越多的农民外出打工，土地闲置面积逐渐扩大。将“抛荒田”拾起来，进行规模种植，肖保新抓住了商机。“土地集中连片后，大型播种、收割、插秧等机械便于作业，省时、省工、省力。”去年，肖保新种植了630亩水稻，亩产650公斤左右，总产量可达40万公斤。
肖保新在土地流转、规模种植中尝到了甜头，农户也得到了实惠。见到安南山村三组村民刘春梅时，她正在种植基地里调水，为插秧做准备。刘春梅说，她家有3亩多土地，以每年550元/亩的价格出租给了肖保新，而自己在农忙时来打工，每年有三四千元的工资，她的丈夫在外务工。当问到农户都愿不愿意把土地流转给种植大户时，刘春梅痛快地说：“肯定愿意啊！我们组200多亩土地全部都转给肖保新了。很多人家里地少、种地利润低，不愿意种，他们主动把土地流转出去，到外面去打工。这样也不担心家里的田荒在那儿没人种，还能收租金，家里的老人还可以在地里帮忙打工挣钱。”
临走时，肖保新又接到电话，车岗村一组村民欲将该组150亩土地整体流转。如今，承包的面积越来越多，肖保新在高兴的同时，也有点为难。虽然承包的土地有1672亩，但不集中，分布在车岗、安南山等5个村，缺少仓库、育秧工厂，欠缺管理、技术人员。他希望，政府能出面协调土地集中流转，协调解决仓库、育秧工厂的地块问题，引进管理、技术人才。
据介绍，安居镇流转土地的面积有1万多亩，约占该镇总耕地面积的20%。“规模化种植可以提高土地利用率、作业效率、种植效益，是今后的趋势。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，我们将进一步规范种植大户与农户签订合同，号召土地集中流转，实现‘双赢’。”镇财经所负责人表示。
“如今，在家里种田的70%是50岁以上的，年轻的基本上在外打工。”5月31日，随县环潭镇龚家湾村村支书廖明勇说。
也确实如此，记者在该村的田间地头看到，在田间劳作的基本上是50岁以上，多数的鬓角上有一丝丝白发，就连种田大户杨活国也不例外，今年已经52岁了。看着他有些消瘦的身躯，驾着上千斤重的插秧机穿梭在高低的田垄之间，心中不免有些酸楚。
廖明勇告诉记者，龚家湾村有耕地2500多亩，种田的年龄集中在50岁、60岁左右。“年轻人不愿种，不愿吃这个苦。”他说。在九里岗村也是如此，种田的都是50岁以上，60岁以上的占80%，村里有1500多年轻人在外打工。杨活国的儿子也不愿“承父业”，他曾多次劝说，但儿子总以种田太累，没有大的经济效益回绝。
眼看年轻人纷纷外流，60多岁的老年人也种不了，杨活国便通过租种、开辟撂荒田等形式，将村里的老人种不了或不种的田捡起来耕种。“看着那么好的田荒废了，长野草，心里不好受。”他说，自己在外打工也只能干体力活，还不如在家种田，在有生之年为国家粮食做点贡献。
杨活国介绍，租种的田地按照土地的贫瘠、交通便利等条件，分为一年50至350元每亩等多个等级。近10年来，他扭转了本村的80多亩撂荒田，还解决了临近村庄的100多亩农田无人耕种的问题。“像杨活国这样的种田大户，采取规模化种植，机械化耕作，是解决农村种田撂荒的有效途径。”廖明勇说。在种田大户的带动下，全村基本上没有田地荒废。
记者采访中发现，如今的农村多以农用机械为主。就龚家湾而言，拥有3台收割机、1台旋耕机和7台插秧机，还有很多农用小手扶拖拉机，基本上代替原始的农作模式。“农机具的推广，让种田变得轻松了。以前人力插一亩秧需要两三个小时，现在插秧机1小时插2亩。”九里岗村村支书阮道明说。而这些农用机械除了耕种自家田地外，还帮助他人耕作。“有了农用机械的帮忙，我们种田的压力减轻了，还保留了一定的种田积极性。”廖明勇笑着说。
对于今后，杨活国有自己的打算，明年，他打算在临近的村子开辟荒田200亩，让荒田变良田。据统计，环潭拥有种植面积达到100亩以上的种田大户12户，流转土地达1600多亩，同时还有很多种植100亩以下的农民，流转着众多的撂荒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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